一只进入中国执政史和人类愚昧史的“纸老虎”   

    大快人心事，粉碎纸老虎。陕西的“周老虎”，终于玩完了——“华南虎照”原来就是纸老虎（6月29日新华社）；“与虎谋皮”的阴谋和阳谋，宣告彻底破产。

    如果说汶川地震是“自然大地震”，那么，陕西假虎案就是“社会大地震”。抗震救灾主要是与天灾作斗争，打虎揭伪主要是与人祸作斗争，后者似乎更困难。前后8个多月，还好，没有演变为“八年抗战”。这个“周老虎”，不仅仅是一个拍虎农民的代名词，已然成为官场的一个象征。如今，那批挺虎的13个“虎官”，像一根草绳上的13只蚂蚱，从上到下被处理了一遍，在网友心目中，可谓一场“世纪宣判”。

    这是一个注定要进入中国执政史、进入人类愚昧史、进入人类文明史的案件。在中国执政史上，华南虎照事件是一个彻骨疼痛的教训。总的看，这背后恰是“优质政府”与“劣质行政”并行的共同体。假虎案件最终能尘埃落定，可见政府是决心取信于民、能够取信于民；从地方一些职能部门看，其“劣质行政”的表现，确是政绩第一、利益第一、官本位第一。

    “纸老虎现形记”背后，就是地方政府的“官场现形记”。行政乱作为，危害猛于虎；“假治”容易“真治”难。对自己政绩有利的信息，不管真假对错就满怀喜悦地发布，对自己不利的信息，能隐则隐、能瞒则瞒。“无利不作为，有利乱作为”，是一种典型的“假治”执政行为。乱作为者，从来都无视法律、无视科学、无视民意；其个人贪欲，很容易上升为政府官员上上下下的贪欲。

    执政者是来不得半点违背真理和民意的愚昧的。可怕的恰是政府背后的“影子政府”，我们要注意那些“幕后推手”。这个案件的侦破，本来不需要这么长时间，破案实在不是什么难事；正是幕后无形的推手，使案件久拖难决。那些给予周老虎的巨大礼遇，其实不是给周正龙本人的；国家林业局的方向，也是“求真虎”而不是“证假虎”，宁可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现场找老虎，而不是投入小力气去打假虎，上上下下太多的人都幻想着能找到真老虎，幻想着“奇迹”出现。

    让愚昧的进入愚昧史，让文明的进入文明史。以网友为代表的打虎倒虎行为，是要进入人类文明史的。而这个“纸老虎事件”中许多挺虎派官员以及部分专家，对不起，你们注定要进入人类愚昧史了。那些“走虎入魔”的官员，是为政愚昧的代表。本来是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，纸的老虎该是怕开水烫的吧，可虎官们硬是将其弄成“死虎不怕开水烫”了。

    如今真相已揭露，官员被处理，可当事官员依然故我。典型如朱巨龙，他被免职了，但发布会当天中午，他就自己“开车出门吃饭”，语气轻松地说:“接下来还是开心生活，开心享受。”没有一点忏悔之意。他连日来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系列歪诗，表达自己的“豪情壮志”，大赞大叹自己的“浩然之气”，什么“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”之类。关克也只是说:当初“没找到虎照的破绽”，“我的热情超过了理智”。他们就这样轻松地为自己解套。从这个态势看，官场中一些官员的愚昧和荒诞将继续。

    政府的公信力，在具体层面，是依靠公务人员来体现的。官员为何“乱作为”？最深层面就是体制环境提供了适合的土壤。迄今，这个“纸老虎”事件还没有很好地教育相关官员，这是很可怕的，这恰恰就是问题严重之所在。

     中国的农民真悲惨，无知让他成为替罪羔羊！

     中国的网民真强大，浩瀚的唾液让真像浮现！

叶剑英与邓小平的复出

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之前，邓小平任党的总书记，主持党中央的第一线工作；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，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。两人虽处不同岗位，但彼此十分支持对方的工作。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，邓小平以其过人的胆识、卓越的领导水平和优秀品质，赢得了党中央、毛泽东的高度评价，也赢得了叶剑英的尊重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邓小平迅速被打倒，林彪、江青集团诬蔑邓小平是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叶剑英对此感到十分困惑。但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，他始终坚持和服从党的组织原则，力图与毛泽东保持一致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抵制，并对邓小平给予一定的保护。但自己却因此惹祸上身。林彪、江青一伙攻击叶剑英为刘少奇、邓小平“树碑立传”，要“火烧”、“炮轰”叶剑英。

叶剑英身处逆境，仍十分挂念邓小平。当时，王震的行动相对来说自由一些，便去看叶剑英。叶剑英一见王震的面，就询问邓小平的情况：“小平同志的身体怎么样？”“他生活起居情况如何？”“是不是天天要去劳动？”“家里的子女都到身边了吗？”……得知邓小平生活很苦时，叶剑英忙说：“你赶快回去照顾他，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，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！”

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，毛泽东一方面重新起用了叶剑英，一方面开始寻找新的接班人。叶剑英致信毛泽东，说自己“受任于平叛之际，奉令于整军之时”，表示自己将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。叶剑英认为，应当恢复邓小平的工作，他还认为，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，因为，邓小平具有领导全局的才干和品格，并且曾经被确定为毛泽东的第二位接班人。他一方面表示要“努力学习，努力工作”，一方面利用机会，多次向毛泽东、周恩来建议，立即改善邓小平的境况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。在周恩来、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，1973年2月，邓小平一家回到了北京。叶剑英特别高兴，当即前去看望，帮助解决工作、生活各方面的问题，同时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，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。

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，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，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：“小平同志回来了，我提一个要求，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。”毛泽东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。1975年1月5日，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，在十届二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央政治局常委。周恩来病重住院后，在毛泽东支持下，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。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，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。

一年多以后，“四人帮”诬蔑邓小平是“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”的“总代表”和“黑后台”。毛泽东听信了“四人帮”的不实之词，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。

1976年10月6日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立即把这一好消息透露给邓小平。不久，叶剑英亲自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25号，以便更好地保护他，还便于同他研究国际国内重大问题。后来，叶剑英派小儿子开车，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的自己住地。他俩见面时，都很激动。邓小平叫声：“老兄！”两人的手长时间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叶剑英亲自向邓小平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，并一如既往地关心邓小平的健康，解决其阅读文件、改善处境等问题。

叶剑英在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，赢得了党内外的高度评价。华国锋认为，叶剑英德高望重，建议由他出任党中央主席。叶剑英坚决不同意，他提议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，得到了政治局的一致同意。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，叶剑英全力支持华国锋是必然的，也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叶剑英非常清楚，要拨乱反正，振兴中华，这一重任只有邓小平才能胜任。1976年10月8日，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打招呼会。叶剑英当即向华国锋提出：“邓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经验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，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。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，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。”叶剑英的这一请求，当时没有被接受。

1976年10月10日，邓小平给党中央和华国锋写了第一封信，表明了自己对粉碎”四人帮“的立场，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。华国锋没有向政治局公开这封信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，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，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。由于叶剑英德高望重，中央上层不得不考虑他的建议。有人提出：“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？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？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？”叶剑英愤慨不已，反问道：“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，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？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？”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表态，完全支持叶剑英的意见，要求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。对此，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，保持沉默，没有明确发表意见。这件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
“两个凡是”出来后，叶剑英很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：不同意这种说法。他说：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能批，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不能改，这样一来，好多问题都不好解决。因为“四人帮”干的许多事，都是假借毛主席的指示干的，他们欺骗毛主席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是毛主席批准的；把“天安门事件”定为反革命事件，把邓小平说成是“天安门事件”的总后台，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，也是毛主席批准的。这些决策，都有问题。

1977年初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。会前，华国锋就自己将在会议上要讲的讲话稿，征求叶剑英的意见。叶剑英借这一个机会，又一次向华国锋建议，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。叶剑英着重谈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“天安门事件”是冤案，要平反；第二，要为邓小平同志平反，要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。但是，华国锋没有接受叶剑英的建议。

会议开始后，华国锋从“两个凡是”出发，坚持不为“天安门事件”和邓小平平反，引起叶剑英、陈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的不满。陈云和王震先后讲话，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。叶剑英抓住这一机会，主动找华国锋谈话，做华国锋的工作。

叶剑英推心置腹的谈话，对华国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华国锋离不开叶剑英的支持和配合，而叶剑英也的确诚心诚意地帮助他。所以，华在重大问题上非常尊重叶剑英的建议，虽然没有立即接受，但也不能不认真考虑。华国锋表示，邓小平与“天安门事件”没有关系。但是，他仍然不同意立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，要具备一定条件，要等到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。他提出，邓小平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承认“天安门事件”是反革命事件。对此，邓小平义正辞严地说：我可以不出来工作，但我不能承认自己所谓的错误，也不能承认“天安门事件”是反革命事件。